读马叙伦“老子宋国相人”考

安徽大学哲学博士　　夏当英

近偶翻马叙伦先生撰写的《老子校诂》，看到《老子姓氏名字乡里仕宦生卒考》一节时，对“老子乡里考”一段，较有兴趣，联系近年来学术界争论很热烈的“老子故里”问题，兹写下一点读书体会。

道家文化的始祖　——老子，因其年代的久远而为后人所不甚了了，老子究竟是何许人也则是众多老子之谜中的一个谜团。弄清这问题极为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老子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更有利于确立道家文化的源头和基地，从而使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更臻佳境。

关于老子故里的争论，众说纷纭，理起来大致有两家，即老子故里在今河南鹿邑和今安徽涡阳两家说。推而至古，则主要有三说，楚国苦县人说，陈国相人说，以及宋国相人说。其中由楚国苦县人说、陈国相人说，可以推出今河南鹿邑说，而宋国相人说则会得出今安徽涡阳说的结论。马叙伦先生是主张老子是宋国相人的，他也是近代提出这一新颖观点的第一人。新颖并非代表不真，马先生娓娓道来，确凿充分地论证了老子为宋国相人。

首先老子是楚国苦县人是不真的。这说法源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河南鹿邑论者正是以这个论断为前提，由历史的沿革而证明了老子故里在鹿邑，殊不知他们只看到其过程的怎样发展，却忽视了它的逻辑起点，也即这个论断究竟是否正确。马叙伦先生在“老子乡里考”论述了现今流行本《史记》中的这一论断有不妥处，并指出其误不在司马迁本人，而在于后人对其文字的窜改与混淆。老子生年过早，晚年又是隐者，再加上道家文化本身的游世特点，至司马迁时，可以得到的老子的史料已极为简稀。民间又有许多关于老子的神话传说，使得司马迁本人对老子也不太搞得清楚了，但他的态度是极其审慎的。司马迁在《老子传》中对不清楚的地方加以提示，几个“或”字，“莫知其所终”等等，道出了作者的存疑态度，但又使后人如坠迷津，理不出所以然来。《老子传》中提到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那究竟谁是谁非，或三者皆是老子，司马迁本人并不能断然抉择，然而他却于篇首清清楚楚地说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他对究竟谁是老子尚见犹疑，却单单又把老子的居所生地说得如此明白，国县乡里俱全，这显然是矛盾的。孔子是世受称道的儒家师祖，司马迁也不过只写了其乡里，“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也并未写阙里，何以独详于老子？马叙伦先生认为，司马迁记载汉以前人物如下：“颜回鲁人，孟轲邹人，张仪魏人，则记其国而不地；若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则记其地而不国；若苏秦东周洛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则并国与地记之”由此体例，可知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的记载并非出自司马迁。这并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考证古代文字的方法。

马叙伦指出《老子传》中这段文字恐是后人窜改的。关于老子乡里，《史记》中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列仙传》中言“陈人”，边韶《老子铭》则“楚相县人”，陆德明《老子音义》又说老子是陈国苦县历乡人，并说《史记》中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等等，关于老子故里，竟多达六七种说法，叫人不能不怀疑了。马叙伦先生在论证“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经后人窜改的同时，进而证明了陈国相人说的错误。他摘梁玉绳说：“《四书释地﹒又续》曰：‘苦县属陈。老子生时，地尚楚未有，陈灭于楚惠王，在春秋获麟后三年，孔子已卒，况老聃乎？史冠楚于苦县上，以老子为楚人者，非也。’余因考葛洪《神仙传》谓苦县人；边韶《老子铭》谓楚相县人，春秋之后，相县荒虚，今属苦者，并仍《史记》之误，惟皇甫谧《高士传》云陈人，《经典释文序录》云陈国苦县，岂据别本乎？”（《史记志疑》，二七）故马叙伦以司马迁记先秦人体例推出老子“盖曰相人也，与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者一例。”而边韶《老子铭》说的相人，大概本于此。这固然是推论，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在涡阳和鹿邑分别建造天静宫，老子庙，边韶奉诏撰写《老子铭》，他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作为皇上宠幸的外戚，不可不查明史界权威著作《史记》，作为陈相，他又对陈国的地理风情很是熟悉，故写出与“苦县赖乡曲仁里”相悖的“楚相县人”，以示区别，即老子是楚相县人，而非陈相县人。司马迁大概也说老子是楚相县人的，高亨在《史记老子传笺证》中说：“下文云：‘老子亦楚人也’，‘亦’即承此而言，则《史记》原本作楚，不作陈决矣。”这是言之成理，不可推翻的，否认了老子陈人说，另外，马叙伦又作出了他的论证，进一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老子是宋国相人。

老子是陈国相人的说法是没有确证的，在春秋的《经》、《传》中，都没有说相是陈地，而在《战国策﹒秦四》上说：“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 ，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由此可知相属宋地。史载，相即是袲.汉时相县西南的侈亭足可证之。侈亭，即春秋时的袲。《春秋﹒鲁桓公十五年》“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杜预注云，“袲，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春秋大事表》卷七十三：“袲，杜注宋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凤阳宿州。”故汉代相县西南的侈亭在春秋时属宋，相当于今涡阳北郊丹城集一带，这一带至今有十七个以“相”命名的村庄，如大相、二相、三相、相小、相楼、董相、相柿园、相老家、西相楼、相堂，东相堂、西相庄、南相庄、北相庄、相圩孜、相庙。由此，这一带与春秋宋之相地有深厚的关系。三相之西就是建于汉延熹八年的天静宫。据方志记载，天静宫所在地就是老子的出生地，而天静宫所在地属春秋宋国相地范围，可见老子是宋国相人。

在《庄子﹒天运》、《庄子﹒寓言》中都记有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事，可见老子是沛地人士。《战国策﹒秦四》上讲的宋之相地与沛很近，《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沛郡之县有相，故相也为沛之相，因此有了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见老聃”之事。《庄子》成书早于《史记》，并且庄子是较早的道家传人代表，对老子的了解应该很清楚。去掉《庄子》中的寓言成分，大都可信，所谓“重言十七”。姚鼐说得好：“庄子尤古，宜得其真。”（《庄子章义序》）姚鼐还认为宋国有老氏，故老聃是宋国老氏的后代。这尤其值得一提。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只有宋国、鲁国有老氏，而老氏在宋国还是贵族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宋为商后。殷商文化高于姬周，周代统治者承认他们是向商人学习的。老子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和家族里，自然受到极好的教育，这使他有条件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迄今还没有发现陈国有老氏的记载，在《列子》中倒有老子不是陈国人的旁证。据《列子﹒仲尼篇》载，陈大夫出使鲁国，拜访叔孙氏，叔孙氏说：“吾国有圣人”，也就是孔子，而陈大夫说陈国也有圣人，是老聃的弟子亢仓子，他“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如果老子是陈国苦县人，那么，陈大夫抬出的应当是老子，而不是老子的弟子亢仓子。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司马迁和边韶为何说老子为“楚相县人”的问题。老子故里离城父很近，元至顺三年张起严撰《天静宫兴造碑记》云，“宫在城父之福宁镇”。城父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已被楚占领，离城父仅五十余里的宋地相，很可能已属楚，战国时宋亡入楚，相为楚所有，所以又可以说老子是“楚相县人”。

《史记》既说老子为“楚相县人”，那“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与孔颖达的“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又出自何处呢？马叙伦认为，陆德明在《老子音义》中说“《史记》云字聃”下“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故“陈国苦县厉乡人”并不来于《史记》，而恐是陆氏《老子音义》的误处，《音义》中应当说：“河上云：‘姓李，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史记》云：‘名耳字聃，相人也’。”所以“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者，大概本于河上注了。而马叙伦先生在《老子校诂序》中已说明，河上公注是伪作，仿作于王弼本错乱之后，故其中很多说法不可信。进一步证之，引《汉书﹒地理志》云：“淮阳国苦县。颜师古注引《晋太康地记》云‘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刘昭注引《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这大概出于边韶《老子铭》，“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后人误作老子生于赖乡，而《水经注》上言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的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故被附会成“曲仁里”。葛洪因之在《神仙传》中书曰：“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而或许伪造河上公注的人，大约知道了楚国为老子故国是不可信的，便又把“楚”改作“陈”。可见，老子生于濑乡是后人附会而成。

尽管如此，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关于老子故里的争论只是国籍上的陈、楚、宋之辨，县籍上的苦、相之疑，而认为老子是厉乡人是无可厚非的真言。我们姑且放下马叙伦先生的论证不论，而以实地证之。

厉乡，即赖乡（濑乡），指古地名；位于涡水上游，是涡水流域最早出现的地方，历经朝代的更迭，地名的变易，它的位置始终不变。为此，有的学者便说这是因为此地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从而厉乡成为道家哲学思想的发源地，虽历尽沧桑，仍不变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其实这只是一个以果推因的论断，是较片面的。现以李灿《厉乡考》几观点加以质疑。

李文以厉乡的历史沿革出发而定之为老子故里，理由较有份量，可却有几处与鹿邑说相矛盾的地方，令人不得不疑。

西周时，继厉乡产生后，涡水流域又相继出现了焦、苦、夷三座城邑，另还有一座城邑曰相。春秋末期，周王朝国势衰微，诸侯称霸，强国不断吞并弱国。老子生后不久，楚灵王侵夷，易夷为城父，平王灭焦而筑谯城，于是作者便类推道，楚可以灭相而设苦县，降厉为乡，这只是推论，如果冠之以鹿邑说者加给反方的帽子，也可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作者接着说，公元前658年，楚成王于泓水（涡水一支流，于焦城入涡）战败了以仁义之师著称的宋襄公。因而说，这次楚成王伐宋是越过陈国国境，就是从厉乡一带渡过涡水北上的，陈国不仅不敢干涉。后来不久也成了楚的附庸国。我们可注意到“从厉乡一带渡过涡水北上”这段文字，这段文字清清楚楚说明了厉乡在涡水之南，便引出一个鹿邑说内部自家相悖的矛盾来。鹿邑论者坚持认为鹿邑即古苦县是在涡水之北的，由于元张守柔改道涡水，故而鹿邑（苦县）到了涡水的南岸，而李文却又说了下属于苦县的赖乡在春秋时，就已经处于涡水之南了。春秋后期，宋国与陈国是邻国，以涡水为界，涡水以北的梏、酂太丘春秋时都是宋地，而涡水以南的鹿鸣、焦都陈地，相在涡水之北。边韶《老子铭》：“春秋之后……相县荒虚，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郦道元《水经注》又云，“涡水又东，经相县故城南。”马叙伦先生说后人由“赖乡之东”而附会成老子生在赖乡，这姑且不论。老子既是相人，又处在涡水以北，自然与厉乡有一河之隔了，总不能说老子生于一河之隔的两地。并且，当时宋国比陈国强大的多，常常渡过涡水夺取陈国的地盘，陈国是不大可能到涡水以北占据相这个地方的，这更可证明老子是春秋时宋国相人。

秦统一中国后，赖乡属苦，苦隶属于陈郡。西汉高帝时置淮阳国，苦隶之，曹魏时苦县属谯郡，隋废苦县置谷阳县属谯郡。于是作者说，改称谷阳原因是按《水经注》载的：“涡水又东迳武平县故城北，涡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涡也，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谷水自此东入涡水”。因之说，赖乡正处谷水与涡水汇合处，苦县也改名为谷阳。马叙伦先生说，由《老子铭》和《水经注》可知谷水以赖乡而东为涡水，又东汉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则老子生于曲涡，又在涡北，均证老子非赖乡人。现今考察鹿邑一带，根本不见谷水的踪影，更没别的河流入涡。尽管《水经注》上说“水泛则四周煌壍，耗则孤津独逝”，则究竟谷水什么时候从地理上消失的呢？不得而知。苦至隋时才改名谷阳，而《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生于北魏，显早于隋，则隋时称谷阳的根据又怎能是“鄄莫可考证”的谷水呢？在彻底弄清改苦县为谷阳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之前，仅凭漫灭不可闻，或已在地球销声匿迹的谷水而断之，未免武断。

罗素﹒布拉克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含糊不清的，此话虽然过头，但仍有一定道理，因文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在表达内容时，总是无限接近于精确，而又不能完全与其重合。老子的故里之争自东汉起便纷然不绝，各有长短。马叙伦先生的老子宋国相人说言之成理，但毕竟只是语言逻辑上的推论，而今新一代老学专家以方志、出土文物，并且到当地考察有关老子的遗迹民情，进一步补充丰富了马说，使老子故里之谜变得较为明朗，证明了老子是宋国相人。通过实地考证，联以方志，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最终认为宋相县即今安徽省涡阳县天静宫所在地，兹举例如下：

《大清一统志﹒颖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据《大明一统志》：“老子祠，在亳县老子所生之地，后人为立祠，汉桓帝尝命边韶为文。”汉延熹七年建天静宫，次年边韶奉命撰写《老子铭》写“老子……楚相县人也”，当指天静宫所在地。《毫州志·古迹考》：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天静宫，在亳县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明《中都志》：“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亳县）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又云：“老子谯人。”《亳县志》：“县东一百二十里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

1992年、１９９５年，文物考古部门在涡阳郑店村发掘天静宫遗址和大批有关老子的珍贵文物。终于揭开了历史的尘封，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依据。流星园的发现证明了《中都志》、《大明一统志》的记载，而鹿邑一带却没有流星园。在天静宫也发现了九井的遗址，恰证明了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的叙述：“《续汉志注》引伏滔《北征记》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初学记》七引《赖乡记》庙中有九井，汲一井，余井水皆动。”而鹿邑地区没有一井的踪影。更关键的是，作为老子的弟子或友人的尹喜，其墓也修于此地，是老子故里在涡阳的的又一力证。有人因其为汉墓而断言这墓与老子无关，其实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推断，即汉人极为重视老子故里及尹喜墓的影响，故而常常维修尹喜墓，则尹喜墓用汉砖砌成，并有汉刻石门就不足为奇了。后来老子故里之争迭起，社会上对尹喜墓的注意也就疏淡了。好在尹喜墓在今朝得以重见天日，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文物，更为老子故里之迷的解开添上了重重的一笔。另外，瓮棺、铁器、陶器、钱币等春秋时代文物的出土，证明了此地当时的繁荣，也为老子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

老子，周朝“守藏室之史”，虽其性情疏淡，门庭冷落，但也掩盖不了他在哲学上与政治上的光辉，故而其影响在先秦时很大，连孔子都曾向他问礼。身居宋国相县，即今安徽涡阳，总免不了受到附近地域群众的崇敬与爱戴，于是他也经常到涡阳附近的河南鹿邑（楚苦县）、亳州地带去居住，讲学，因而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有关他的遗迹。如后人纪念他在鹿邑建造的太清宫就是一例。从这情结出发，鹿邑论者坚持老子是楚苦县人，而非宋国相人，也可以理解了。

光阴流逝，斗转星移，历史的尘埃封埋了太多的华夏文明，更封埋了古代宋国相县的许多遗迹，使道家文化的这一摇篮变得越发模糊暗淡，使后人不得发出：“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的悲叹，但是历史不能泯灭一切，真正存在过的有价值的东西总要发出璀灿的光芒，以马叙伦先生为先导，众多的学者终于作出了老子是宋国相的结论。

（选自《学术界》1997年增刊）